编者按：书法还有没有实际用处？书法还能坚持多久？笔墨文化是不是已经成为过去之事？这篇文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面回答了这一问题。文章提出：满足社会需要是中国书法最显著的特征，中国书法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养生之术，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养生和长寿这一生命终极的需要，对这一核心价值的重新认识，将推动中国书法走向更加灿烂的未来。
吴斌，湖南汉字书写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
提出了“中国书法是中华民族的养生之术，能满足人类健康和长寿这一生命的终极需要，应将其作为全民族的一项养生运动加以推广”的理论观点。
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先后在湖南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湘潭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讲授书法和书法养生、宣传其理论观点。著有阐述汉字书写文化健身理论的《中国书法——养生之术》专著。其书法作品气韵流畅、线条灵动，多幅作品被有关机构拍卖。
2015年4月起在毛主席家乡韶山滴水洞举办了为期两年的吴斌养生书法大型展览，每天对中外游客开放，并为韶山国宾馆100多间客房书写了毛泽东诗词书法。
湖南大学图书馆、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等重要场馆，均将其作品永久珍藏，多幅作品已流传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香港等地，成为书画爱好者的珍贵收藏。
源自自然，孕育于天地之间
中国书法能历经几千年常开不败，其根本原因在于她源自自然，孕育于天地，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知道汉字的形成，是为了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记事的需要而产生的，古时，由于“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文字生，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生产生活的需要，中国的汉字逐渐形成。人们归纳文字产生的六种形式，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特别生动地说明了文字的产生是如何紧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随着汉字的形成，在汉字基础上产生的中国书法也随之滥觞。
从现有资料和考古出土的实物记载，最早的书法作品当是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等遗址出土的彩陶器上刻划的符号，他们很像传统中的“龟文鸟迹”或“鸟兽蹄坑之迹”，很像大自然中的山水云雾，日月星辰。这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观察大自然的许多现象和事物，从而将这些映入眼中的景象临摹在实物中的生动写照，我们说中国书法源自自然，孕育于天地，这是被事实所证明的。中国文字和书法的形成，非一朝一夕之事，其初始阶段就有上万年之久。从现有资料和考古发掘证明，先秦之前的文字和书法，包括“籀文、甲骨文、金文、陶瓦文字、简牍、帛书、刻石”文字，我们统称为篆书，秦朝的篆书称为小篆。
秦以前的文字则称为大篆。这一时期的文字呈现出文字形成过程中的特征，她不完全是用笔书写，有的是刀刻斧劈，铜铸木杵而成，因而在风格上稚拙天然，古朴雄奇。临写这类书法，要明白这类字体的书写工具和材料特征，知晓其风格形成的过程，才能呈现其古意盎然的特色，绝不可用现今之法效古人之风韵，画虎不成反类犬尔。如蝌蚪文，其书写过程就是用竹棍蘸漆在木板上书写而成，竹硬漆腻，落笔即成大圆点，收笔则如细尾，因书写材料的特性，使其形成蝌蚪之状。又如甲骨文，其笔划有方有圆，结构长短无定型，字体的变化很大，同一字有许多不同形状，在整体上看虽很疏落错综，但谨实严整，刻划生动，古雅宽博，稚拙天然，百看不厌。练习书法，非常有必要临摹先秦之前的各种书体，从源头上探索中国书法之奥秘，对书家是大有裨益的。
在习书写字的过程中，我们对汉字和书法的“缘起”有了概念，知其是“观夫天地万象之端，人物器皿之状，鸟兽草木之文，日月星辰之章，烟云雨露之态而为之”的，就会对中国书法有清醒的认识，既然她源自自然，孕育于天地，伴随人类文明的进程而产生，那么她就一定会随自然、天地和人类而共存。
紧随时代，变化形体适应社会需求
中国书法根植于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沃土之中，他的成长也只能在这遍沃土中吸取营养，紧随社会发展，不断变化自己的体形，以适应人们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是中国书法一个最显著的特征。
先秦以前的文字，处于一种混沌状况，过于古拙，如石涛所说：“太古无法，太朴不散”，这时的文字，是没有规矩的，也是分散不统一的，同一个字有多种写法，同一种写法又有多种解释，无规矩不成方圆，石涛指出：“太朴——散而法立矣”因为太散，就必须立法，打破太古无法的这种混沌状况。社会发展到一定的时期，必然会出现一种力量，打破束缚社会前行的障碍。在我国书法艺术发展的历史上，秦代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秦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国各自为政，在文字方面也是音形互异。秦统一六国之后，随即展开了几项重大的社会变革，即书同文、车同轧，统一度量衡，每一次的社会变革，其阻力总是巨大的，在书同文的变革中，来自原诸候国方面的强烈抵抗，也遭到一些文人术士的反对。为推进改革的进行，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采取极端的手段，“焚书坑儒”，将原诸国的文字和典籍进行焚烧，将发表反对意见的儒生掩埋，以保证同文变革的顺利进行。
“焚书坑儒”体现了秦皇朝的暴政，被历史所否定，但秦皇朝的同文改革，却大大推进了社会的进步，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秦朝统一了文字，将大篆改为小篆，推行隶书，当时的代表人物是丞相李斯，他善于籀文，其代表性的书法作品有《会稽山刻石》、《峄山刻石》等，他书写的小篆非常出色，其风格“朴茂”、“端庄”、“屈铁琢玉”，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骨气丰匀，方圆绝妙，后人不可及也。秦虽以小篆统一文字，但古籀仍占有一定地位，秦代文字共有八体之称，分别为“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
”特别是隶书被保留下来逐步演变为汉朝的主要书体汉隶，这其中的变化最能说明中国书法书体的变化是如何适应社会需要而变化的，因为用剧烈的暴力手段推动社会变革，引起社会强烈不满，秦皇朝仅存十几年就被推翻，但他推行的制度却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因而汉承秦制，秦朝所有的制度几乎被汉朝全盘继承下来，秦汉四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是古文字向今文字转变的重要阶段。汉朝是篆书和隶书并用的时期，由于篆书的难写和难识，在使用过程中，逐渐被隶书所代替，成为汉朝的主要书体，又由于隶书的蚕头雁尾和行笔过程中的波磔，影响其书写速度和效率，章草在此时就顺应而生。章草源于秦隶，仍隶书之捷，对于章草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上有多种说法，秦汉的蔡楚说“昔秦之时，诸候争长，简檄相伴，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益今草书是也”。唐代张怀瓘则认为是史游作急就章而始，明代赵官光在他的《金石材绪纶》中说：“草书起于列国，天下有事，急就为之，或起草他简，然后正书，皆不暇致祥而作”。不管是何种说法，有一点是肯定的，章草的形成是适用当时社会因战争等原因需要快速传递信息而形成的。章草的形成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是一朝一夕，或由某一个哲人来确定的。章草前承秦棣，后啟今草，是今草、行书、楷书的发展源头，近代书家王世镗说：“习今而不知章，是无规矩而求方圆，未见其可也。”
《草决歌》曰：“目不见章草，下笔多荒唐”，由此可见，章草在中国书法史上的位置是何等重要。中南大学余德泉教授，毕生研究章草，著有《章草大典》一书，他指出的“八分乃隶书之别称，而章草乃隶书（包括古隶）之草写”的观点，非常准确地道出了八分书，隶书和章草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他对章草的系统研究和整理，在书法史上是罕见的，不愧为“章草传薪”第一人。他的章草书法也是纯熟至极，结体严整，情调古雅，极富收藏价值。
章草在中国书法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他流传却非常短暂，很快就被社会所遗弃，章草之所以遭遇这种尴尬的局面，主要是他结字非常特殊，约定成俗，需要逐字熟记，章草的笔法和部首偏傍的写法不同，圆转如篆，点捺如隶，字字独立，横向展开，波磔多变，保留了较多古文字的特性，虽极具艺术性，但他难识、难记、难写，很快就被今草所替代。章草的命运充分说明了一种书体的流行是必须适应社会需要，能够很好为社会服务才行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章草的兴起得益于他满足了社会和人们的需要，章草的衰落也在于他满足不了社会的发展和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中国的书法正是在这种矛盾之中不断前行。
满足科举入仕的需要，中国书法走向艺术的高峰
汉朝是中国书法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书法的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都已具备，特别是隶书，达到了比较完善的程度。但是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实际生活的需要，隶书也开始力不从心，人们更加注重实用和追求审美情趣，这时楷书开始走上舞台。楷书又称正书，或称真书，古时楷书和隶书是混称的。
张怀瓘在《六体书论》中说：“隶书者，程邈造也，字皆真正，曰真书。”楷书的起源最早可以上溯到汉末，从汉末到两晋，楷书逐渐成熟，楷书的点画比隶书多样，结体变化也比隶书丰富，而且所有笔画在书写上非常连贯，即美观又便捷，融艺术与实用于一体，孕育着行书和草书的基因，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从晋代初具规模之后，雄踞书壇1500多年，至今不衰。这一时期是中国书法的鼎盛时期，中国书法繁花似锦，百花争艳，涌现出无数的书法名家，出现这一局面，科举考试制度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国的科举考试将书法列为必备条件，以书取人，作为一种国家制度，那就决定了个人要发展，要入仕当官，必须把字写好，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一千多年的一种社会风气。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早在汉代，就规定将八体书作为学童应试的内容，字写得好可以直接当官当宦，作尚书和史书令史，当时有谚语云：“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意思是何必去讲究礼义，只要写好字就可以做官做宦。唐代是中国书法的鼎盛时期，唐太子李世民崇尚二王，自己书法也好，仅唐代一朝就出了600多位著名的书法家，唐代把“楷法遒美”作为选拔人才的四条标准之一，即：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取文理优长。上有所好，下必随之，中国封建社会中，出了不少爱好书法的帝王，有的本身就是大书法家。清朝的康熙皇帝，崇尚董其昌的书法，一时清朝上下崇尚董学蔚然成风，以至于要想进入仕途，字的风格不是董其昌一脉，就基本无望。乾隆皇帝爱好书法，字极工整，致使朝野“馆阁体”盛行。中国书法与科举制度的结合，淋漓尽致地把中国书法适应社会需要的这种特征表露无遗。在文人士大夫中间，形成了追求艺术之美的风气，相互攀比、相互学习、流派纷呈、百花齐放，使书法出现了争奇斗艳的竞争局面，略举几例，以窥全貌：
（1）庙堂气和山林味之争。所谓庙堂气，即被当时主流社会认可的特定的法书，如汉代孔庙碑刻之隶书，唐代“干禄体”楷书以及明清时期的“馆阁体”等书体，所谓山林味，即指反映自然，出自民间，有别于主流社会认可的书体，如汉代之摩崖，篆刻草隶，六朝先像真书以及清扬州八怪等人的变体书法等等。
（2）崇古和创新之争。所谓崇古，即古代书法家的“碑帖”乃是不可逾越的规范，突出表现在对练习二王法贴上的态度，只能照着学、跟着写，要求笔笔有来历、字字都要有依据。所谓创新，即强调书家应该有自己的独特风格，要在初古人的基础上加以发挥，甚至超过古人的书法。清代两位书法家发生过一次争执，生动地反映了这种不同观点。清朝的大书法家翁方纲的女婿戈仙舟是当时大书法家刘墉的学生，一次戈仙舟问翁方纲：“您看我老师的书法如何？”翁方纲不屑地说：“去问你的老师，他哪一笔像古人？”戈仙舟把这话告诉刘墉，刘墉也不客气地回答说：“我自称我的书法，你去问你丈人，他哪一笔是自己的？”
（3）瘦硬和丰腴之争。中国书法，历来就有肥瘦之争，正如对人体美的喜好一样，有人喜胖，有人喜瘦，各有所好。杜甫有诗云：“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影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这是历来对书法作品评价的千古名句，但对此苏东坡却并不认可，他也有诗评曰：“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度，玉环飞燕谁敢憎”。
书法风格千姿百态，书法判断各有千秋，正是这种对艺术的追求，使得中国书法日趋完善，徐悲鸿先生对“庙堂气”和“山林味”之争概括出了他们各自最美的特点：即“正而奇”和“奇而正”，所谓“正而奇”，即不离法度但笔划神奇而不古板，所谓“奇而正”，即看似放纵，洒落中富有情趣和天真，但不失规矩。在书法评判中，人们对书法艺术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评判标准：“严谨与呆板、飘逸与轻佻、古拙与丑怪、洒落与凋疏、雄强与粗野、茂密与堆砌、瘦硬与枯俏、深厚与肥浊、秀丽与纤弱、开朗与散漫”。这中间有个度的问题，所谓“过犹不及”（摘引自叶喆民《中国书法通论》）。宋代文人姜夔在《续书谱真书》中指出好书法要：“动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仙，端楷如贤土”。艺术上的追求和流派上的百花齐放，是促进中国书法走向走高峰的一个主要的推动力量。正是人们对美的不断追求，促进了中国书法的完善和发展。